当地时间11月20日,福特汽车表示,计划到2027年底在欧洲裁员4000人,约占其全球员工总数(17.4万人)的2.3%,占其欧洲员工总数(2.8万人)的14%。理由包括经济逆风、该地区电动汽车需求疲软、政府对电动汽车转型支持不力,以及来自中国对手的竞争激烈等。福特透露,此次裁员主要集中在德国和英国。另外,福特德国工厂的两款电动SUV已经减产以应对市场低迷。
商业航天被视作新增长引擎中的一个。继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发布相应规划后,广东也在探路。
11月20日,广东省商业航天产业促进会(简称促进会)在广州揭牌,这是广东省唯一的省级商业航天产业社会团体组织。
促进会会长单位为广州中科宇航探索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会长单位为深圳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副会长单位包括广东省南方航天港科技有限公司、珠海航宇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魔方卫星科技有限公司、惠州市海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天垣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拓思软件科学园有限公司等。
中科宇航董事长兼总裁杨毅强担任创会会长。他接受界面新闻等媒体采访时表示,促进会的定位有两方面,一要发挥聚集效应,将大湾区的航天应用、服务和基础产业聚集起来,进行产业链融合、重大项目孵化。二是承担为政府献言献策的角色。
一个月前,《广东省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8年)》(简称《方案》)印发。该方案为广东省首个系统性支持商业航天发展的专项方案,提出广东到2026年商业航天及关联产业规模达到3000亿元的目标。
在航天航空赛道,广东一度是一张白纸。由于大飞机、火箭、发动机等重工业集中于北方和西部城市,比起北京、陕西等地,东南沿海并无先发优势。
随着专项方案的出台,以及半官方行业组织的成立,广东有意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商业航天路径。
航天界的南下
航天企业和从业者的“南下”,近些年来成为一个趋势。
深圳东方红总经理李潞东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几年前从北京来到深圳。深圳东方红隶属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后者主要负责飞机、飞船、北斗、深空探测等项目。
“当时布局深圳,主要想看如何利用这边的创新能力。”李潞东提到,对比其他四个总体单位,“我们属于差异化发展。”目前,深圳东方红具有年产30-50颗微小卫星的批产能力。
中科宇航则在2022年从北京迁至广州,并在广州布局了最大年产30发固体运载火箭的产业化基地。中科宇航“力箭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5次,共将57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
在业内,广东曾占不上一席之地——传统的航天企业一般坐落于北方的重工业城市,酒泉是发射工位和技术厂房的聚集地,山东、陕西是试车台和试验中心的分布地。
但商业航天与传统航天是两种模式。“商业航天的特点是市场加资本的双轮驱动,以盈利为目的,所以对商业模式、场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李潞东指出。拥有开放程度更高的市场环境和营商环境,广东具备商业航天落地的基因。
产业链的闭合是更具吸引力的因素。广东省商业航天产业促进会副会长、南方航天港董事长靳海澄告诉界面新闻,航天航空企业之所以愿意落地广州,“因为在几十公里范围内就能完成卫星、甚至很多地面应用系统设备零部件的配套,而且成本非常低。”
要求快速配套、完善的产业链,是商业航天先天所决定——基于市场机制运行,且要求盈利,企业想方设法控制成本。李潞东提到,生产方面,要采用工业化、大批量来降低成本,保持质量一致性,在试错中快速迭代技术。
“我们早期在深圳布局时提出一个方案,就是在公司方圆10公里之内,争取把产业配套找齐。现在这个目标基本实现了。”李潞东说。
规模庞大的电子信息和基础工业制造实力为广东探路商业航天提供了先天优势。机械制造、互联网、通信、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大批产生产能力,也有助于降低成本。
李潞东表示,从卫星制造角度而言,基于工业货架产品以及汽车电子等供应链体系,可以满足中低轨5到10年寿命卫星的需要。这也是马斯克星链的生产逻辑,大量特斯拉汽车部组件可以应用在卫星和火箭上。
而在需求端,广阔的应用市场是另一个优势。广东拥有占全国四成的年产手机、占全国1/6的年产汽车,和占全国95%的年产无人机。无论是卫星直连手机、互联网汽车还是低空飞行,都有望形成万亿级的市场空间。
发展商业航天离不开广东对原有产业的考量。一方面,商业航天为新兴产业提供了支撑,如无人机的旅游、送货、应急抢险、救灾监测,地面的无人驾驶和物联网,要求路线的精准规划、高精度导航和连续通信能力,这些要靠航天技术提供。另一方面,这是牵引传统产业升级的手段。随着电子信息、互联网等领域饱和,市场需要新的增长点和应用空间。
星座建设形成差异化
“两头强中间弱”,杨毅强向界面新闻指出广东商业航天的特点,即应用端和设备端较完备,前者有腾讯、中兴、华为、广汽等企业,后者包括生产卫星、火箭、单机部组件的能力,但是中间偏弱,缺少运营商、星座,比如导航、遥感、气象探测。
卫星运营环节又分为卫星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和气象探测,目前广东只有亚太星通和赤湾通信两家通信企业,其他三个板块仍是一张白纸。
“相比北京、上海的布局,广东的星座应有所区别,第一要差异化,第二要国际化,因为我们有毗邻港澳、面向全球的优势。”杨毅强表示,促进会也会通过“以项目做产业”的形式推动星座建设,牵引卫星载荷应用等企业。
《方案》提出,推动低轨星座建设;谋划大湾区通导遥一体化低轨星座建设和运营,整合“珠海”“大湾智通”“天琴”等星座资源;扩大重点行业应用规模,依托商业化运营星座。
省级相关负责人介绍《方案》指出,方案主要有三个亮点,第一是要超前的建设基础设施,第二个是要突出需求迁移,通过拓展市场应用场景,牵引星座建设,带动星座研制和火箭发射,促进商业航空产业全链条的发展,第三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部位。
广东在这方面已有相应成果:“天琴一号”技术试验卫星项目己成功实施,实现了对月球上全部5个合作目标的高精度测距,使我国成为国际上第三个完成该试验的国家。佛山季华实验室设计研制全球首颗100公斤0.5米分辨率光学成像卫星,实现同等功能下体积最小化的突破。
广州目前则在打造城市卫星“五羊星座”。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广州大学教授顾行发告诉界面新闻,这是聚焦南北纬25度地带的卫星组网,低倾角、低轨控制姿态,“能够通讯、遥感一体化,进行实时的观测、传输和应用。”该星座可用于低空经济发展。
基于丰富的应用场景,广东是遥感数据采购量最大的一个省份,但也面临高频次、高性价比的数据不易获得的挑战。构建大批量的星座,有利于提供精度更高、时效性更好的遥感数据,并促进采购模式从装备采购向服务采购转变,扩大采购需求。
值得指出,低轨大规模星座建设对卫星及其组件在产品交付周期、成本控制致性控制、产线产能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微小卫星年产需求约5000颗,而当前整星产能仅不到500颗,配套单机产品产能也无法匹配需求。同时,传统航天的科研生产模式也无法满足大批量生产带来的质量管控、产能产速需求,建立适应批量化生产的商业供应链体系成为刚需。
李潞东认为,供给侧需依托工业技术和产品、参照工业生产模式,建立批量化生产的商业航天整星、部组件的供应链体系,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及质量,才能满足需求侧的迫切需求。
“广东本身在汽车制造、其他大规模电子产品制造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能力和经验,可以考虑企业出技术、地方出政策,用代工的模式把供应链体系和产线建立起来,支持后端也就是卫星整星批产制造的应用。”李潞东提到。
建设海上发射场
根据规划,广东将打造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珠海、阳江等地为支点,全省协同发展的商业航天产业空间布局。
广州、深圳、珠海等珠三角城市以生产制造见长,而非珠三角地区则承担发射的角色。
《方案》指出,争取国家支持在阳江建设集卫星火箭总装、发射指挥控制于一体的卫星发射母港和海上发射基地,加快形成陆海发射能力。
杨毅强提到,事实上,在上世纪80年代文昌发射场还没建之前,阳江曾经是国家运载火箭发射的首选方案,但由于海南建设等因素,发射场最终选在了文昌。
“所以阳江作为发射场不是首次提出。现在促进会也在组织国内顶尖专家论证,它作为发射场的可行性。”杨毅强说。
他指出,未来发射会以海上为主,或者沿海为主,而阳江最大的优势在于区位,阳江海域可以满足太阳同步轨道发射的需求,对轨道的适应性是最全的,“航区下面没有重要的目标,例如重要的国家或者是军事地区。”
其次,阳江气候环境相对较好,工业水平较高,地形以丘陵为主,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比较好的视野。
加上阳江地处沿海,火箭海上运输成本低。在发射点附近拥有生产总港基地是必然趋势,力箭一号在广州南沙港生产,便于就近运输发射。
“如果国家同意建阳江发射场,我们还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实验性的发射场,不仅满足发射需求,还能验证最新的发射技术,比如电子推射、‘筷子夹’。”杨毅强指。
目前,阳江附近海域已成功发射3次运载火箭。上述省级负责人提到,海上发射运载火箭需要高质量的无线电通信哪个股票平台好,已成立保障工作组,围绕阳江海域火箭发射开展了无线电频率协调,制定最优无线电频率使用保障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