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一个月前,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正式入主白宫,当天便签署了数十条行政命令,其中一条名为《恢复纪念美国伟大的命名》:将美国最高峰阿拉斯加州“德纳里峰”(Denali)恢复为“麦金利山”(Mount McKinley),并将“墨西哥湾”这一国际社会通用名称更名为“美国湾”。
这项涉及“一山一水”的行政命令颇具象征意义,既高调纪念了因提高关税政策知名的美国第25任总统威廉·麦金利;同时,自作主张修改国际惯用名称的做法,也让世界意识到——那个声称要恢复美国“光荣传统”,推翻“对美国不利的”国际规则,从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保护主义者又回来了。
如今,就任总统刚好满月,“特朗普2.0”密集出台的内政外交政策,又究竟会给美国、给世界带来什么?
(一)
再度上任以来,特朗普推行的多项国内政策保守主义风格明显,均力图恢复美国多数群体的“传统”价值观,并反对“异类”,即少数群体及其价值观。
比如在美国南部边境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应对移民,终止拜登政府对数十万获得临时居留权的拉美裔移民的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比如成立由其亲密盟友,知名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牵头的政府效率部,通过削减“非传统”(政府核心功能)部门与精简人员等形式减少开支。
这些举措可能一定程度具有提升公平与效率并矫正激进意识形态的效果,但如果在实际操作中不加控制,将进一步加剧美国社会撕裂,对其长期引以为傲的多元价值观形成巨大挑战。
(二)
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的举措与计划充斥着凌驾于规则之上,乃至肆意推翻规则的霸权主义思维。
比如,撕毁协定。在拜登政府推翻其第一任期的“退群”决定后,特朗普再次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与世界卫生组织。这将削弱全球减排努力,并削弱世卫组织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此外,反复疯狂“退群”势必加剧世界对美国在相关领域领导力的信任危机。
比如,关税壁垒。特朗普沿袭了第一任期大打贸易战的手法,对全部中国产品加征10%关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钢铝产品征收25%关税,公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践踏自由贸易秩序。此外,特朗普还计划对美全体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包含使用增值税体系的欧洲国家),并多次抨击加拿大等美国传统盟友在贸易方面“大占美国的便宜”。
比如,扩张计划。特朗普大谈扩张,提出“吞并”加拿大,“夺取”格陵兰,“收回”巴拿马运河,以及“接管”加沙。这些“计划”不但客观上缺乏可行性,更与保护主义者的孤立主义国际政治相悖。某种程度上,更像他一贯吸引眼球的表演。
相较第一任期,特朗普在对外政策方面更加明目张胆地挑战与推翻信誉、盟约乃至主权。正如《纽约时报》所评论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恶霸,但它至少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而特朗普想抛弃这种伪装。
(三)
特朗普政府对内力求恢复传统秩序,对外则肆意破坏秩序,这种与美国建制派政客格格不入的行为,完全符合保护主义者及其拥趸的逻辑。
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市场化与自由贸易,极大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快速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其著作《全球化逆潮》中就指明,全球化尤其导致了社会顶层与中下层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而在反全球化群体,尤其是保护主义者看来,贫富悬殊差距、社会阶层固化、大部分人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机会持续减少等困境,不是跟美国自身制度及治理密切相关,反倒成了全球化带来的恶果。
于是乎,他们在贸易、移民、环保等诸多领域,刻意用夸大或违反事实的表述来渲染全球化的负面形象,向心怀不满的民众“输出”反全球化的方案以获取支持。
一方面,保护主义者长期将选民的反全球化情绪转嫁到海外。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许多跨国公司将制造业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本身是企业为降低成本的自主策略,政府理当对受影响的工人群体进行政策补偿以共享全球化收益。特朗普却宣称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抢夺”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转嫁仇恨以获取选票。
另一方面,特朗普与其支持者还习惯以“零和博弈”视角看待全球化。似乎只要其假象的对手乃至传统盟友们从全球化中获利,就会导致美国受损,而根本没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可能。
全球化由此成为“出气口”:美国现在的问题都是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必须“回归”全球化时代之前的自身“传统”,并推行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政策,才能“再次伟大”。
(四)
正如斯蒂格利茨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之际所言,美国广大反全球化群体能够非理性地支持特朗普这样的保护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陷入了对一个不可复制的时代的怀旧。他们怀念二战后美国国内制造业蓬勃发展,并在国际上主导世界秩序的单极时代,一个社会整体收入迅速并持久增长,大批民众“美国梦”实现的时代。
但他们在自欺欺人之时也罔顾了一个基本事实:当今世界,再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脱离全球化,回到过去。因此,以反全球化思路制定政策不但无法解决问题,还会适得其反。
在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大张旗鼓地宣称将以提高关税的方式扭转贸易逆差。但贸易逆差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美国人一直有高消费、低储蓄的生活习惯,这就可能间接导致贸易逆差。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由于特朗普推行减税政策以鼓励投资,同时增加预算赤字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国民储蓄率,逆差在其任期不降反升。某种程度上,无论关税壁垒多高,其贸易赤字都会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
政客迎合情绪而妄言“保护主义”,却没有解释这些承诺究竟怎样才能创造就业机会、减少贫富差距。可以想见,特朗普的再次执政将不可避免持续冲击美国政府与社会,并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影响世界与全球化进程。
(五)
按保护主义者的叙述方式,似乎全球化是世界强加给美国的。但事实上,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另一位共和党总统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策略,即“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领了全球化进程,也正是里根在1980年竞选总统时第一次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即便从美国自身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看出,全球化是一个中性概念,“好”或“差”的从来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的方式。
如果应对得当,全球化可以让更多国民受益;如果应对失误,其与国内矛盾和治理失能叠加交织,就会导致更多民众不满。
作为昔日的引领者,作为曾经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国不仅无视理当承担的责任义务,反而继续推行保护主义,不只让世界看到了美国信誉破产,也正以极不负责任的方式选择了一条理论上说不通、现实上也走不通的道路。